當生活水準的提升本身成為了一種負擔，我們該如何重新定義繁榮？英國《金融時報》首席數據記者約翰·伯恩-默多克（John Burn-Murdoch）試圖透過數據，揭開當代社會最令人困惑的經濟謎團：富裕的代價，就是昂貴的服務。

2025年末，資產管理專家麥可·格林（Michael Green）在網路上問了一個問題：在2025年的美國社會，一個家庭到底需要多少收入，才能過上「不感到拮据」的中產生活？格林拋出的答案令許多人感到咋舌：14 萬美元（約合新台幣455萬元）。理由是育兒、大學學費和醫療保健等「必要性支出」的螺旋式上升，低於這個數字的家庭，如今已無法維持「體面的運作」。

格林的答案隨即在經濟學與社會學界引發了劇烈的震盪，因為14萬美元不但在台灣社會算是超高薪，在美國也是家庭收入中位數的1.7 倍（高出約 70%）。以嚴謹數據著稱的經濟學家紛紛跳出來「打臉」，指出格林在計算過程中存在明顯失誤，才會讓這個數字遠高於任何合理模型所能得出的結論。

弔詭的是，無論格林算的對不對，他的結論卻意外地「擊中人心」。無數美國的中產階級轉發格林的文章，並附上大同小異的評論：「也許他的數學錯了，但他懂我們的痛。」

當代經濟的悖論：數據上的繁榮，與體感上的貧窮

針對這種「情緒與數據的斷裂」，英國媒體《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首席數據記者約翰·伯恩-默多克（John Burn-Murdoch）深入數據礦脈，試圖為這種集體焦慮找到一個合乎邏輯的解釋。伯恩-默多克的看法不僅一定程度解釋了美國的現狀，更映照出所有包括台灣在內的高收入國家的共同命運。

伯恩-默多克首先承認了「感覺派」的正確性。即使格林的14萬美元門檻過於誇張，但他指出的趨勢卻是鐵錚錚的事實：中產階級花在「必要類別」上的收入比例，確實經歷了顯著的攀升。尤其當我們將目光聚焦在醫療、育兒、住房與食物這四大金剛上，會發現一個驚人的結構性變化：這些「無法避免」的生存成本，已經從過去佔中產階級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攀升至如今的50%左右。換句話說，每賺兩塊錢、就有一塊錢必須先拿去支付這些基本開銷。

這解釋了為什麼人們感到焦慮。當半數的收入都被鎖死在房貸、保險和托兒費上時，財務上的「餘裕感」自然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隨時可能斷鏈的脆弱感。

為什麼總支出並沒有爆炸？

然而故事還有另一個未解的面向：如果必要支出大幅上升，為什麼大多數美國家庭並沒有破產？

伯恩-默多克指出了一個常被大眾忽略的數據：儘管「必要服務」的擠壓感強烈，但美國家庭在「所有類別」上的總支出佔收入比例，其實與歷史平均水準相當，甚至比過去某些時期還略低一點。 （相關報導： 台灣對美國右翼媒體的新攻勢：賴清德與蕭美琴的外交新策略能成功嗎？ ｜ 更多文章 ）

這怎麼可能？答案在於「可貿易商品」（Tradeable Goods）的價格崩跌。過去幾十年間，全球化與工業自動化帶來了巨大的生產力紅利。衣服、電子產品、家用電器、玩具，這些大量生產的商品價格經歷了戲劇性的下降。一台65吋的4K液晶電視現在可能只需要美國勞工幾天的工資，但30年前買一台笨重的映像管電視，卻需要花掉一個家庭一定比例的月薪；此外，快時尚也讓衣服變得極其廉價；一支智慧型手機的功能，如今也抵得過從前一整間辦公室的設備。

伯恩-默多克指出，正是這些商品的價格暴跌，抵消了服務價格的飆漲。美國消費者在「硬體」上省下的錢，被迫轉移到了「軟體」（服務與照顧）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覺得自己變窮了——因為我們對價格上漲的痛苦（學費、看病）記憶猶新，卻將價格下跌的便利（便宜的家電、手機）視為理所當然。

鮑莫爾的詛咒：富裕的代價就是昂貴服務

要真正理解這種現象，我們不能只停留在帳面上，必須引入經濟學史上最著名的理論之一：「鮑莫爾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這是由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William Baumol）在1967年提出的著名觀察。伯恩-默多克精準地引用了這個理論來解釋2025年的現狀。

鮑莫爾發現，某些行業（如製造業）的生產力會隨著技術進步而飛速提升。以前造一輛車需要一百人工作一個月，現在機械手臂幾分鐘就能組裝完畢。生產力提高，工資上漲，合情合理；但是另一些行業（主要是服務業）的生產力卻幾乎停滯不前。

以弦樂四重奏為例，19世紀演奏貝多芬的曲子需要四個人花40分鐘；到了2025年，這個數字完全沒有改變。因為你無法透過「技術進步」來「縮短演奏時間」，否則那就不是音樂，而是快轉的噪音。在教育與照護領域，這個道理也一樣：一名老師能照顧的學生數量是有限的，一名護理師也不可能同時幫一百個病人換藥，這些高度依賴「面對面勞動」的行業「生產力」，顯然沒有因為技術進步帶來革命性的改變。

因此在一個動態的經濟體中，如果汽車工人的薪水因為生產力提升而大漲，但小提琴手的薪水不漲，那麼所有的小提琴手都會轉行去造汽車。為了留住這些服務業人才（老師、護理師、藝術家），社會必須提高他們的工資，即使他們的「生產力」並沒有顯著提升。

這就是為什麼在富裕國家，教育和醫療會變得如此昂貴。這不是因為系統失靈，恰恰相反，這是社會繁榮的證明。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富裕的社會，其他行業的高生產力推高了整體的薪資水準，導致那些「無法自動化」的人力服務成本被迫水漲船高。伯恩-默多克指出：「隨著國家經濟發展，驅動可貿易商品成本下降的生產力增長，同時也會導致面對面服務的成本膨脹。」

消失的隱形勞動：從免費到付費的轉變

除了鮑莫爾的理論，文章還引用了知名財經作家馬修·伊格雷西亞斯（Matthew Yglesias）的犀利觀點，進一步解釋了為什麼「現代生活」感覺起來特別貴。

在過去（例如 1950 或 60 年代），育兒和長照佔家庭預算的比例極低。這並不是因為那時候的保母比較便宜，而是因為這些工作通常由家庭中的女性「免費」承擔。當時女性在勞動市場的選擇有限，機會成本低，因此這些龐大的照護工作被隱藏在 GDP 之外，成為「隱形勞動」。

到了2025年，情況截然不同。性別平權與經濟發展意味著每個人（無論男女）在勞動市場上都有更高的潛在價值。當一位女性選擇留在家中照顧小孩或老人，她放棄的可能是一份高薪的工作。這就是極高的「機會成本」。當家庭決定外包這些工作（請保母、送托嬰中心），他們必須支付足以吸引另一個人放棄其他工作來提供照護的薪水（再次回到鮑莫爾成本病）。

伊格雷西亞斯指出，這種變化意味著我們變富有了，而不是變窮了。是因為每個人都變得更有價值，所以「購買別人的時間」才變得如此昂貴。

伯恩-默多克的分析提醒世人：中產階級感到被擠壓是真實的，看著托兒費帳單和保險費單時的無力感，也絕非無病呻吟。但這種擠壓感，恐怕與社會的整體繁榮其實是一體兩面：我們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勞動價值高昂的社會，是因為我們享受了極其廉價的工業品，也是因為我們不再將女性的隱形勞動視為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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