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進一步升高對伊朗的經濟壓力,試圖從石油出口、金融交易到第三國企業往來,多管齊下壓縮德黑蘭取得外匯與國際資金的空間。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更將中國列為關注焦點,強調針對持續與伊朗進行交易的國家、金融機構及企業,美方不會因為對方來自中國就給予特殊待遇。
然而,美國即使擴大「次級制裁」,是否真的能切斷中國與伊朗之間的能源與金融往來,仍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國臣在網路節目《Newtalk全球檔案室》中分析,中國過去已累積不少規避美國金融制裁的經驗,其中一種方式,就是利用規模非常小、幾乎沒有國際業務的地方金融機構處理部分交易。
王國臣指出,中國目前仍有大量村鎮銀行及地方性金融機構。這類銀行與美元清算、歐美金融市場以及SWIFT國際支付體系的連結相對有限,因此即使遭到美國制裁,付出的國際業務代價也可能遠低於大型國有銀行。
換句話說,如果中國大型銀行擔心遭到美國制裁,可以避免直接參與敏感交易,再透過規模較小、國際曝險較低的金融機構處理部分對伊朗業務。
王國臣形容,部分地方銀行因為原本就缺乏國際業務,即使遭美方限制,受到的衝擊也相對有限。這也使華府面臨一項棘手問題:制裁大型金融機構具有強大嚇阻力,但面對數量眾多、與美國金融體系往來有限的小型銀行,執法成本與追蹤難度都會明顯提高。
從中國的戰略利益來看,維持與伊朗的經貿關係具有雙重價值。
一方面,伊朗長期受到西方制裁,能源出口選擇有限,中國買家因此可能取得具有價格優勢的原油;另一方面,伊朗與美國之間持續緊張,也迫使華府投入更多外交、軍事與經濟資源處理中東問題。
王國臣認為,對北京而言,只要能控制遭受美國制裁的風險,繼續維持與伊朗的能源及經貿往來仍具有誘因。美國希望透過金融封鎖讓伊朗在經濟上更加孤立,但只要中國等主要買家仍願意承接伊朗能源,華府的制裁效果就可能受到限制。
至於外界關注的川習會是否會觸及伊朗問題,王國臣研判,即使美中私下討論,北京也未必願意讓伊朗成為雙方公開會談的核心議題。
他認為,美中高層峰會舉行之前,雙方通常會事先協調議程,確認哪些問題可以公開討論、哪些議題適合留在閉門會議處理。對北京而言,如果公開對伊朗施壓,可能影響中國與德黑蘭之間的戰略關係,因此相關議題更可能透過私下外交管道協商。
這也意味著,美國若希望中國配合降低伊朗石油採購量,最終可能必須把伊朗問題放進更大的美中談判框架,包括關稅、科技管制、能源採購及金融制裁等議題進行交換。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限制伊朗石油出口,除了具有外交與國家安全目的之外,也可能間接改變全球能源市場的供需結構。
王國臣指出,如果國際布蘭特原油價格維持在每桶約75至80美元附近,美國部分頁岩油項目的開採經濟性將提高。若伊朗石油供應受到限制、國際油價因此獲得支撐,美國本土能源業者可能成為間接受益者。
因此,美國對伊朗加大經濟封鎖,背後不只是單純的外交制裁問題,也牽動中國能源安全、美國頁岩油產業以及全球原油價格。
如果北京繼續購買伊朗石油,並利用與美元金融體系連結較低的地方金融機構處理部分交易,美國即使祭出更嚴厲的次級制裁,也可能面臨「制裁範圍愈來愈大、但完全切斷交易愈來愈困難」的局面。
這場美伊角力,最終很可能不只是華府與德黑蘭之間的較量,而將逐漸演變成美國金融制裁能力與中國規避制裁能力之間的新一輪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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