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與伊朗短暫沉寂約一個月後，雙方8月30日再度交火。巧合的是，這一天正值美國結束阿富汗戰爭滿5周年。《紐約時報》分析指出，兩場戰爭雖然背景與性質不同，卻凸顯華府長年面對的一項戰略難題：美國往往有能力投入戰爭，真正困難的卻是如何在付出龐大代價前全身而退。

從阿富汗、伊拉克到如今的伊朗戰局，美國歷屆政府一再面臨相似抉擇——當軍事目標無法迅速實現，繼續作戰的成本不斷升高，但撤軍又可能被解讀為失敗時，究竟該在何時停手？

蘭德公司資深分析師霍恩（Andrew R. Hoehn）指出，美國過去數十年參與的不少軍事行動，並非直接因應攸關國家存亡的威脅，而更多涉及維護國際秩序、美國利益及其價值體系。這也使戰爭的「勝利條件」難以明確界定，進而增加退出戰場的難度。

阿富汗戰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

《紐時》分析，2011年美軍擊斃「911」恐攻主謀、蓋達組織領導人賓拉丹（Osama bin Laden）後，可能曾出現一個相對有利的撤軍窗口。當時蓋達組織已遭到重創，美國也逐漸認知到，要徹底消滅神學士組織幾乎不可能。

然而，當時華府並未選擇全面退出。

阿富汗戰爭期間執政的多屆美國政府及五角大廈，都必須面對撤軍可能造成的政治與戰略代價。一方面，華府擔心撤離會被外界視為承認失敗，損害美國國際信譽，甚至讓長期合作的阿富汗盟友陷入困境；另一方面，也存在一種政治與心理壓力——若最終沒有取得明確勝利，已經陣亡或負傷的美軍官兵是否等於白白犧牲？

國內政治同樣是一大因素。對任何一位美國總統而言，在自己任內宣布結束一場未能取勝的戰爭，都可能面臨選民及政敵的究責。

美國智庫「國防重點」（Defense Priorities）中東計畫主任克蘭尼克（Rosemary Kelanic）以加護病房作比喻：即使醫師知道病人最終可能無法挽救，也可能希望最壞結果不要發生在自己的值班期間。

這種心態讓美國錯過可能的撤軍時機。

從2011年擊斃賓拉丹到2021年全面撤軍，美國又在阿富汗作戰約10年，期間另有868名美軍死亡。最終，美軍撤離後神學士迅速重新掌權，歷時20年的阿富汗戰爭也成為美國史上最漫長的戰爭。

如今，類似的戰略困境再次出現在伊朗戰場。

《紐時》指出，當年的神學士是為自身政權與生存而戰，現在伊朗領導階層同樣面臨攸關政權存續的衝突。這意味著，對手願意承受的戰爭成本可能遠高於美國。

相較之下，伊朗戰事對美國而言並非直接關係國家存亡，因此華府理論上擁有更大的退出空間；問題在於，一旦投入大量軍事與政治資源，如何在沒有取得明確「勝利」的情況下結束戰爭，仍可能成為白宮難以跨越的政治門檻。

荷莫茲海峽就是目前的重要考驗之一。

曾任小布希政府五角大廈高階官員的曼肯（Thomas G. Mahnken）認為，美軍若要重新打通荷莫茲海峽，在軍事能力上並非做不到；但伊朗數十年來持續強化相關防禦陣地，若要真正達成目標，可能需要投入一定程度的地面軍事行動。

問題在於，進一步擴大軍事行動所付出的人命與財政成本，可能超過川普政府以及厭倦長期海外戰爭的美國社會所願意承受的程度。

這也讓阿富汗戰爭的歷史教訓重新受到關注。

美國當年並非缺乏軍事能力，而是在「繼續打下去」與「承認無法達成原定目標」之間遲遲無法做出選擇，最終讓戰爭延續多年。

如今伊朗戰局的最終目標與勝利條件同樣存在高度不確定性。對華府而言，真正的考驗或許已不只是如何在戰場取得優勢，而是如何設定一個可以實現的政治終點，避免再次陷入「因為不願承認沒有贏，而不得不繼續打」的長期戰爭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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